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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12-27 12:48: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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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深与欧阳予倩的深厚情谊始于1923年。欧阳予倩引荐洪深加入上海戏剧协社,两人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伙伴。洪深对当时“男扮女装”的舞台积习十分不满,他首次为戏剧协社排戏时,有意将欧阳予倩的《泼妇》和胡适的《终身大事》同台呈现,通过对比让观众自行评判“男女合演”的效果。对于这一破天荒的尝试,欧阳予倩不以为忤,反而给予信任和支持。此后,洪深先后导演了欧阳予倩的《回家以后》和改译剧《傀儡家庭》,二人的艺术合作愈加默契。1929年初,洪深与田汉一同南下广州,协助欧阳予倩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。洪深担任研究所附设戏剧学校校长的时间虽短,却积极撰文探讨戏剧理论问题,并参与南国社的演出。令人难忘的是,洪深与欧阳予倩还曾在广州同台表演京剧与昆曲:在《人面桃花》中,欧阳予倩演小姐,洪深演书生;在《刺虎》中,欧阳予倩演费贞娥,洪深演“一只虎”。洪深在回顾中国现代戏剧最初十年发展历程时,曾提到有两个人始终是“实践的戏剧者”,一个是自己,另一个是欧阳予倩。他由衷称赞欧阳予倩为“舞台生活最努力、最持久的一个人”。这句话不仅是对友人才华与毅力的敬佩,更是对他们彼此舞台岁月最动人的纪念。
在时代浪潮中,洪深与田汉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。1930年,洪深观影时因美国影片《不怕死》的辱华内容愤慨不已,当即退场找到田汉商量对策,田汉迅速联系南国社社员张曙、金焰等人前去支援。洪深在影院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后,观众义愤填膺,纷纷要求退票以示抗议,最终赢得舆论胜利。同年,洪深与田汉推动成立了上海剧团联合会,团结各大戏剧团体,共同承担起时代与社会的责任。这一年,洪深在田汉影响下加入“左联”,其创作思想进入了更广阔的天地,真正“跨过十字路口,投身生活激流”。洪深谈到自己创作上的转变时说:“我已阅读社会科学的书;而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,友人们不断予以教导,我个人的思想,对政治的认识,开始有若干改变。”1935年,田汉被捕,洪深不仅关心他在狱中的状况,还时常接济其在上海的母亲。田汉出狱后,洪深在自己编辑的《避暑录话》周刊上刊发其狱中所作诗词,并亲自作注。当田汉以“中国舞台协会”的名义在南京重新开展戏剧运动时,洪深毫不犹豫放下手头工作,亲赴南京为他导演剧作。1938年3月,田汉多次致电洪深,邀他南下共赴国难。彼时洪深正带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四处巡演,原本立志不从政的他,在田汉的感召下,担任了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戏剧科科长一职,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,与田汉、阳翰笙、夏衍等共同组织演出活动,为大后方的抗敌宣传、演剧运动与人才培养倾注了多年心血。
1930年初,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筹备“左翼作家联盟”期间,洪深积极参与,并将自己租用的东方饭店房间提供给党组织作为秘密活动场所,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。同年1月,他在观看上海艺术剧社演出的《炭坑夫》后,结识了夏衍、冯乃超等人,并真挚地表示:“现在我们大家都是Colleague(同行)了,都是朋友了。”4月,艺术剧社因演出夏衍改编的话剧《西线无战事》遭到查封,洪深通过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积极发声,坚决维护戏剧界的团结,表明为正义抗争的立场。洪深与夏衍的合作很快扩展到电影领域。1932年,洪深凭借在明星电影公司的影响力,力荐夏衍等三位左翼作家进入公司担任编剧顾问,并介绍他们为《晨报·每日电影》特约撰稿,从而为左翼电影开辟了重要阵地。同年9月,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代表秘密抵达上海,夏衍因洪深胆大心细、精通英语又重义气,将护送任务托付给他,洪深也不负所托,出色完成任务。1933年,洪深欣然为夏衍、郑伯奇合译的苏联电影理论著作作序,从专业角度提出该书对电影剧本创作的重要启示。1937年,由夏衍编剧的电影《压岁钱》顺利上映,该片曾一度署上洪深之名作为掩护。1942年,洪深五十寿辰时,夏衍撰文赞誉他“永远与时代呼吸,与人民同忧喜”,“替中国新戏剧运动踏平了一条道路”,同时也坦诚指出他“为人清浊不分”的弱点。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,让洪深倍感珍贵。
1932年,在洪深的引荐与扶持下,阳翰笙正式踏入电影界。洪深不仅将他创作的文学剧本《铁板红泪录》改编为分镜头剧本并亲自执导,还在影片发行时提议取名“翰笙”,这一名字后来成为阳翰笙艺术生涯中沿用的艺名。1937年,洪深在汉口导演了根据阳翰笙同名电影改编的四幕剧《塞上风云》,该剧讲述蒙汉民族团结抗日的故事。1938年,洪深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,仍坚持执导阳翰笙编剧的《忠王李秀成》。他对人物性格的深刻剖析与对场景处理的独到见解,有效化解了剧本原有的沉闷感,使舞台呈现既庄重又动人。这部连作者都认为难以演出的“难剧”,最终在导演的“二次创造”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1942年,阳翰笙的剧本《草莽英雄》遭当局禁演,洪深未能如愿执导。直至1945年冬,他才在昆明为新中国剧社排演此剧。凭借对史料的细致研究以及对演员的启发式指导,他仅用8天便完成排演。1955年,洪深病重之际,曾特意邀约阳翰笙至家中,将身后之事郑重相托。阳翰笙不仅是洪深艺术道路上的同行者,更是人生中可以托付生命的挚友。
1923年冬,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顾仲彝因邀请洪深赴南京讲学,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。短短三日讲学中,洪深从中国话剧运动谈到西方戏剧演出,并分享自己创作《赵阎王》的理念。其广博的学识与开阔的视野深深打动了年轻的顾仲彝,使他立志投身戏剧事业。此后,顾仲彝的戏剧道路始终伴随着洪深的指引。毕业后他来到上海,经洪深引荐加入上海戏剧协社,并延续洪深的改译思路,翻译了《相鼠有皮》等作品。在动荡岁月里,两人的师生之谊愈显珍贵。抗战爆发后,洪深毅然投入救亡演剧工作,临行前竟将自己的遗嘱托付顾仲彝保管,信任之深可见一斑。顾仲彝亦不负所望,不仅在创作上持续耕耘,更坚守在上海沦陷区开展救亡戏剧运动。抗战胜利后,他应洪深之邀,执笔完成《十年来的上海话剧运动》,为戏剧史留下了珍贵史料。在顾仲彝心中,洪深不仅是杰出的戏剧家,是“铁一般的好汉”,更是“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益师和诤友”。
洪深在复旦剧社的执教岁月,是他戏剧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。他不仅将复旦剧社视为组织学校剧团、开展“爱美剧”运动的平台,更将其看作培养中国戏剧人才的摇篮。复旦剧社的英文名“A1 Workshop”,便是仿照洪深的老师贝克教授的“英文四十七”课程而命名的。在复旦剧社时期,洪深犹如一盏明灯,照亮了马彦祥、沉樱、朱端钧、凤子等一代戏剧人的成长之路,其中尤以他与马彦祥的师生情谊最为深厚。马彦祥作为复旦剧社的创办人之一,深得洪深器重。在导演法国诗剧《西哈诺》时,洪深特意将主角交给马彦祥饰演,希望他通过这部作品既锤炼表演技巧,又能体悟浪漫主义戏剧的表演方法。洪深善于用平实的语言向学生传达深刻的艺术理念。排演《女店主》期间,他察觉到马彦祥因角色次要而有所松懈,并未直接批评,而是循循善诱,引导他深入角色内心,不要“做戏”,而要“演人”。面对初学表演的学生,洪深还将自己的表演经验凝练成“宝塔诗”予以传授。对他而言,戏剧教育从来不只是技巧的习得,更是艺术精神的传递。正是在他的导演实践与艺术启发下,金山、王莹、蓝马、赵丹、白杨等一批优秀演员脱颖而出,成为中国剧坛的中坚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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